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搭配

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今天是教师节。

一位真正的好老师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你的学生时代有这样的老师吗？如果有，记得和他们说句教师节快乐吧！

下面选了四位作家回忆恩师的文章，深情动人。愿这些美好的文字伴你回到那些过去的时光。

雷蒙德·卡佛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美]玛莎·吉斯

孙仲旭 译

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他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们会这样做，”他提议道，他话音低沉，几乎是咕哝。我们有8天时间，他提议全班同学下午两点钟碰头，上午用来写作以及私下跟他讨论。“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他又说，然后探询地扫视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传阅过，我们就可以先读一读，准备评论意见。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声阅读他的短篇，有时间的话，卡佛可能让别人来读，这样可以从另一个人口里听到自己的短篇。小组讨论某个短篇时，作者不可以发言，好不让他为自己辩解，更好地聆听，记下别人所讲的。那次让我知道这是爱荷华做法，也就是说，是雷自己在196 年上过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写作班（10年后，他也在那里教过课）上的做法。

通常，雷从问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甚至对结构最糟糕、不可救药的故事，他也会这样问，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或者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而总是认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不是自贬）或者残酷（那可要命！）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通常抽着烟，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短篇的意图，着手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意图。同时，我们对观点上的游移、被动的结构和蹩脚的倒置之类保持警惕。卡佛告诉我们要评论得具体，有建设性。

他对每个人都鼓励，不管某个短篇有可能在我们眼里有多么没希望。我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会这样。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学习过，斯通建议她完全放弃写作！当然，她深受打击。我后来读到过《巴黎评论》上对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的一篇访谈，他在访谈中说道：“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不去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对我们都鼓励，而把剔苗工作留给了上帝。

除了善意与尊重，雷还有极好的幽默感，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证明这一点。他跟我们讲了他怎样有一次去旁听审案，一个女孩上了证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说“后来他走了”、“后来我走了”。他很羡慕像这样自在使用语言，特别是那种用法，出现在他的《凉亭》（Gazebo）中。与此类似，是他喜欢新词，我记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 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词，让他觉得妙不可言，并问她是否可以借用这个词。

“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长篇小说，”他说过，“是像诗歌一样，一行行构建起来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关于怎样可以写得更容易，然而不把这些当成规则：“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不去尝试使用全知全觉的口吻，会写得很艰苦，受限的第三人称能让我们尝试去写很多方面。”他告诉初学者。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行之有效的写作方式：“我尽量写得快，不是用速记的方法。我都是在两天内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话，我想一天内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进第一稿。”他强调道，“第一稿是你所写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后的定稿。”雷称这些臃肿而书写过多的第一稿为“银行存款”，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内的工作对象。他期望我们视需要，可以把一个短篇重写二三十遍。他说，他的短篇小说《邻居》（Neighbors）一开始的篇幅是后来定稿的10倍长。他一再提醒我们，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应当学会享受改稿过程。

总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怎样能伸进我们的段落拎出一个蹩脚的句子，认真改写，直到这个句子在他手里变得完美，亮光闪闪。

摘自《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钱穆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余英时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时，入睡以后突得台北长途，惊悉钱宾四师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汹涌，我立刻打到钱府，但钱师母不在家中，没有人接、所以我至今还不十分清楚钱先生（我一直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仍然只有用这三个字才能表达我对他的真实情感）逝世的详情，不过我先后得到台北的已不下四五起，都说他是在很安详的状态下突然去的，这正是中国人一向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曾第一次到钱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问安。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走笔至此禁不住眼泪落在纸上。

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而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但是他的身体状态至少表面上还没大变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对我还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

我对于钱先生的怀念，绝不是短短一两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纪念”那种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而且我也绝不能写那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老人家的敬爱之情。所以我现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认识他的几个片断，为我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情谊留下一点最真实的见证，同时也稍稍发抒一下我此时的哀痛。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写一系列文字来介绍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须在我的情绪完全平复以后才能下笔。

我在前面所引的诗。是我五年以前祝贺钱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四首律诗的最后一首，说的正是我们在香港的那一段岁月。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最初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情形。

钱先生虽然在中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而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我们在长桌的一边坐定不久，钱先生便出来了。

我父亲和他已见过面。他们开始寒暄了几句。钱先生知道我愿意从燕京转来新亚，便问问我以前的读书情况。他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我转学便算从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但必须经过一次考试，要我第二天来考。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主持，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先生不但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而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钱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怎么也会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问。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写完《国史大纲》以后，曾自修过一年多的英文，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录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这是我成为他的学生的全部过程。现在回想起，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是这个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不过等到我发现这个错误，那已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我个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之外。他给我的严肃印象，最初使我有点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亚师生人数很少，常常有同乐集会，像个大家庭一样，慢慢地师生之间便熟起来了。熟了以后，我偶尔也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请教他一些问题，这样我才发现他真是“即之也温”的典型。而后来我父亲也在新亚兼任一门西洋史，他常常和我们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坐茶馆，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这便是上面所引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了。钱先生那时偶尔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尔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这样打成一片以后，我对钱先生的认识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毕竟有儒学的素养，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以理驭情，恰到好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没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们一家人请他同去看一场电影，是关于亲子之情的片子。散场以后，我们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不用说，他不但受了剧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怀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爱。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余英时

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这种尊严使你在他面前永远会守着言行上的某种分寸，然而又不觉得受到什么权威的拘束。说老实话，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钱先生不但无权无势，连吃饭都有困难，从世俗的标准看，哪里谈得上“权威”两个字？这和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帮助以后，特别是新亚加入中文大学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早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都是患难之交以后，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亚了，香港大学又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在香港社会上的地位当然遽速上升。但是就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言，钱先生则依然故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发展以后的新亚迁到了嘉林边道。

我仍然不时到他的房间里聊天，不过常不免遇到许多形形 的访客。有一次，一位刚刚追随他的文史界前辈也恰好在座，忽然这位先生长篇大段地背诵起文章来了，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钱先生有点尴尬地笑，原来他背诵的是钱先生几十年前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所发表的一篇文字。这一切都和钱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零年春季，钱先生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我曾两度去奉谒，他和钱师母也两度到康桥来作客。他们临行前，还和我们全家同去一个湖边木屋住了几天。我们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将，这才恢复到我们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种交游。钱先生还是那么自然、那么率真、那么充满了感情，但也依然带着那股令人起敬的尊严。

上面描写的钱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较完整地看到这一面也是出于特殊机缘造成的。钱先生从来不懂得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制造社会形象”或 “打知名度”。这些“新文化”是向来和他绝缘的、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对青年人说过分称誉的话。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种机缘，钱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为人发现的。他对《论语》“人不知而不愠”那句话，深信不疑，而近于执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闲谈时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并不是向我说教，不过触机及此罢了。

上面说到我得到钱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以外，这也有外缘的关系我在新亚先后只读了两年半，正值新亚书院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常要奔走于香港与台北之间，筹募经费。一九五零年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约停留了两三个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没有开课。五一年冬他又去了台北，不久便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钱先生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所以整个五二年春季他都在台湾疗养。五二年夏初，新亚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我是三个毕业生之一，但钱先生还没有康复，以致竟未能赶回香港参加。所以我上钱先生的课，一共不过一个半学年而已。事实上，我有机会多向钱先生私下请益是在他伤愈回港以后，也就是我毕业以后。

自从获得钱先生逝世的消息，这几十小时之内，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历了无数次。有些记忆本已隐没甚久，现在也复活了起来。正如钱先生所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我这篇对钱先生的怀念主要限于五十年代的香港，因为这几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人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但是反之则不然，因为钱先生的生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则毫无影响可言，最多不过如雪泥鸿爪，留下一点浅浅的印子而已。

钱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有过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内。

本文作于一九九零年

选自《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莫言

我的老师

莫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 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 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预期增长1.9%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

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选自《莫言散文》

梁晓声

我和橘皮的往事

梁晓声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苦，经常喘作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了。看着母亲那种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的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刷洗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或者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教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察觉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叮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如果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就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的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这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啊！

选自《我与橘皮的往事》

（：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