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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起草工作具体组织者王连洲访谈录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期，信托业也随之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选择发展道路，成为摆在信托人面前的新命题。记者就此采访了《信托法》起草工作的具体组织者王连洲。作为一部对中国信托业存废关系重大的起草参与者，他对《信托法》和整个信托业的思考站在了较高的位置。

记者：在《信托法》的推出中，您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在业内已经是一种共识。目前在信托行业法律环境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您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王连洲：我从1983年到2000年，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了17年，主要是负责全国人大财经委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必要的联系工作，以及参与金融财政方面法律的审议服务和起草工作，包括人民银行法、证券法、基金法和信托法等等。我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信托法》起草工作组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积极推动了信托法的出台。具体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起草《信托法》所带来的组织工作，包括前期的境外考察、立法比较、制度研究、征求意见和起草条文。

在我的记忆里，解决的最大实际问题是组织了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等境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信托研讨会。在《信托法》起草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将属于舶来品的普通法系的信托制度根植于奉行大陆法系的中国，又一个吸纳的过程，比如对于“一物一权”与“一物两权”就有个衔接融化的问题，还有信托法中应该或者需要安排什么内容等，由此产生的分歧认识就在所难免。对于信托业的经营行为，要不要法律规范就有两种意见。人大财经委信托法起草组就主张规范，因此人大财经委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信托法草案，就包括两个主要内容部分，一是信托基本关系行为，二是信托机构经营运作规则。对信托投资公司规定的存废问题，成为最大分歧点，长期解决不了。是否在《信托法》中规范信托公司并设立专门的章节，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立法体例和立法取向问题。实际上意见双方都有个“以我为主”或者“先入为主”的问题，反映着对于信托投资公司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说不上谁是谁非。信托法起草组对信托公司面临的情况和业界的呼吁，似乎感受更深一些，所以力主在《信托法》中专设一章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希望借此对信托业进行保护、引导和规范。在《信托法》的前几稿中，一直存在“信托公司”一章，并列举了多个理由维护这个格局，但后来因为强力反对被删去了。所幸的是，《信托法》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在2001年问世了，并为信托业最近10年来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我的感受是，《信托法》来之不易，信托业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也不寻常，需要齐心协力扶护。信托业今后应该坚持开拓创新，广泛挖掘市场，加强研发力量，用信心、决心和耐心去推动信托业的发展。

记者：对于目前信托业发展中法律问题的完善，比如税收等，您认为不能及时完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应当采用怎样的方式去解决？

王连洲：近年来，信托行业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进展，银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都制订了有关信托的，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企业年金基金等业务的立法中，对“信托”的规定颇为细致。但是，仍有不少信托业开展的重要制度，没有相应跟上，特别是信托登记、信托税制等，这些都是信托业稳健发展的基础制度和有力保障。之所以一些相关的信托制度立法相对滞后，甚至在多年疾呼的情况下仍然驻足不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信托制度的普及度和认知度还相对较低，各方面对信托的“奥妙、独特制度优势”还不甚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由此信托登记和税收等方面的问题，一直难以真正提上日程并得以有效解决；其二，信托制度在大陆法系的文化中较为特殊，与既有的诸多制度存在摩擦或冲突，立法难度颇大，尤其是在已经自成体系的登记和税收等制度中嵌入信托机制，难免会遇到不少障碍；其三，虽然信托行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收入增长迅猛，但信托研究和信托宣传明显滞后，缺乏对信托业的总结和宣导，更缺少对信托立法的深入钻研和持续推动。我认为，信托行业应该加强交流，在协会等组织的引导下，多做一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工作，把信托业的真实情况和现实问题等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推动信托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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