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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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著述写作，教书育人，与其父伍光建被称为“中国译坛双星”的伍蠡甫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曾兼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后来主要教授文艺批评。伍先生对于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是秉承鲁迅思想的，早在19 4年，他写过一篇《我对文学的认识》，明确地响应了鲁迅的立场。

伍蠡甫教授认为作家阅读、选材、写作，都坚守社会批判立场，阅读什么，摄取什么，写作什么，明白地呈现着人生态度。作家的心里镶嵌着一面镜子，照社会也照作家的良知。“所谓眼界高，观照深，乃是识别的精微，须与心上嵌一面是非然否的镜子，外相经过它（面）前，没法隐藏自己的丝毫，也就是逃不了作者的批判。”他对文学的写实主义持有谨慎的保留态度，写实主义的作家不等于自然主义，从来不会把世间的所有都写在作品中，“他写此一实，不写彼一实；他爱给黑暗摄影，不道光明，那末他又何尝没有镜子，去取之间已有批判。”

伍先生基本是赞成“文以载道”的，那是因为作家批评立场的需要。所谓文学，不论欣赏或创作，都不可丢掉批评。作家持有社会批判的态度，有爱有憎，才可能写出真正的人生，才分得生命一脉，才是活泼泼的。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均围绕作家社会而言，围绕作家心中的是非观念而言。“作者有了识别，便觉本人增重，那镜子压在心头，分量也渐次加多。”我们当今的作家可否也不断地有“增重”的觉悟？

作家的立场应该是一种信仰，一朝形成则坚守己任。当然可以丰富，可以提高，而且随着时事发展和个人成熟，还可以修正，甚至可以有某些改变。但伍先生认为，作家一生中只能有二三次改变，“假使一年两变，甚至一月一变，我们便不应承认他善变，须要提防他是别有用心了。”接着他引用了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见解：“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文学流氓化当然是民族的不幸，若是存在，还不得不承认它。应当肯定，今天大多作家并不朝三暮四，而是忠于已经根深蒂固的批判，忠于文学，忠于生命。“他们肯而且敢违背潮流（御用式的），他们却又并非矫揉造作。因为自来流氓之道，也有特行立异，谓之别裁；至于诚挚的背‘道’原不属意于登进，显发，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比较可靠。”作家往往是由阅读而了解和靠近创作的，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直至提起笔来，都面临着审度自己所持批判当否的拷问。这个审度的始终，使我们比较地看见了自己的真面，认识自己的使命与价值。文学创作描写的人物，总会多少有些自己的影子，批判书中人物，也是警醒自己，爱与憎都不可能人云亦云，不可能失去重心或盲目地跟风，否则“非但不可以语文学，也不可以语意识的存在于宇宙之中。”伍先生不主张轻易地给某些作家扣“违心判断”的帽子，也不要忽略了“他所依存那个阶级的利害”。现时不大讲阶级斗争了，不讲“阶级斗争”，不等于就不存在阶级意识了。占有财富数量的多少，社会地位（指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的高低，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有实际的发言权与否……这些大概都可以成为划分不同阶级意识的一部分内容。作家的立场从来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伍先生把这一类现象概括为：“舍了阶级好像就不会有个人，个人的论断托根于阶级的意识。”这几乎同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中说的如出一辙：“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一定是 裸地表现了作家的爱憎，表现了作家朝着什么目标走，为什么人说话，属于哪个人群的代言人。鲁迅说过：“……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这是先生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的，接下来他又说：“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作家的社会批判立场即是战斗的立场。正像文学巨匠巴金在《致〈十月〉》中说的：“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看来一个成熟的作家，具备不具备这种社会批判的立场，与文学的战斗性，与作家的人格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