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推进人工智能有序发展的中国智慧

　　□周子勋

　　人工智能正向全球经济体系注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催生一场技术变革、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人工智能也正在从多个方面支撑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进。这也有可能带来突发的、意想不到的局面。要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向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挑战，也在倒逼我们提前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并更好地掌握发展主动权。

　　中国一南一北两地本周举行了两场世界级盛会：一场是在上海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为主题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另一场是在天津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2届新领军者年会（本年度夏季达沃斯论坛）。两场盛会都聚集了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和相关政府领导人，他们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前沿、产业趋势和热点问题展开了世界顶尖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正催生一场技术变革、产业变革。从机器人到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教育、智慧城市、搜索引擎、计算机视觉、语义识别、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已在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放眼全球，各国均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人工智能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在经济上，向全球经济体系注入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的发展大致可归到“科技”的要素范畴，但高度涉及“信息”要素，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完全可能部份构成企业家才能，甚至替换部份企业家管理。因此有专家说，人工智能可被视为一种提升生产效率的新生产要素。

　　美国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发源地之一。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从1991年开始创建，历经1991年至1997年的萌芽期，1998年至2004年的发展期，在2005年至201 年进入高速成长期，至今进入平稳发展期。我国ai产业1996年开始起步，200 年进入发展期，2008年至今进入高速成长期。据高德纳（gartner）集团和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联合编制的 《2018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比较全球各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国、美国和日本位列前三，中国已成为ai领域专利申请量最高的国家。今年上半年全球共监测到4998家人工智能企业，美国以20 9家位列第一，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以1040家位居第二，以后顺次是英国 92家、加拿大287家、印度152家。北京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有 412家；上海位列第四，有211家。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风险投融资占全球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

　　据gartner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高达1.2万亿美元，2022年人工智能驱动的商业价值将高达 .9万亿美元。而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152.1亿元，同比增长51.2%，预计2018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2 8.2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范围将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范围将逾万亿元。

　　而比较ai的发展历程和深度学习算法、移动互联产生足够的大数据、芯片计算能力大幅提升3大核心要素，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美国还有显著差距。但在国家政策和资本推动下，差距正在缩小。创投分析机构cb insights的2017年人工智能趋势报告显示，全球ai资金，我国新创企业拿到了48%，而美国为 8%。以安防领域为例，2017年中国有 4家人工智能公司拿到融资，其中有4家估值接近或超过10亿美元。据另一项统计，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共取得风险投资超过108亿美元，相比2016年增长近一倍。2017年，国内外5起融资最高的事件中，中国企业占4家。a股市场上， 4只人工智能概念股上半年事迹整体表现优良，其中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有28只，增幅超过 0%的有12只。

　　今年以来，全国大部分省市从各自实际出发，纷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体系已基本建成并在日益完善之中。比如北京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培育构成10家行业领军企业、10个研发创新总部，实行10个工业机器人重大运用项目；到2025年形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技术协同创新体系，基本建成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创新运用基地。上海推出了22条人工智能新政，重点聚焦人材、数据、资本。目前上海人工智能相干产业范围达700亿元，已构成了较成熟的产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广东各地陆续出台了《人工智能深圳宣言》、《人工智能广州共鸣》，在人材、土地、财政等方面给予智能产业倾斜政策。

　　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变革性技术，甚至重塑全球竞争格局，这种颠覆性也有可能带来突发的、意想不到的局面。这也引发世人的耽忧。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爱德华·费尔顿为代表的专家就认为，人工智能将引发两个经济风险：其一，工人具备的技能与未来工厂所需要的技能可能不匹配，在未来人工智能大量应用的社会，将会出现“闲人”阶层。其二，通过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某些高级技工的回报，ai可能加重经济不平等性，有可能使已存在的国家间数据和技术鸿沟终究转变成发展鸿沟。为此，已有学者提出构建可靠的人工智能应用体系，通过法律的系统性调整确保人工智能在可控的范围内有序发展。

　　乐观的分析家们始终将人工智能视为发挥“科技向善”功能的领域，相信通过人工智能与法治的结合，能创造出更高效的产业，给人们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比如，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是成为人类的“守卫天使”。除实时监测分析城市运行，赋能各行各业加速发展，人工智能更能够帮助完成地震、海啸、交通事故等等灾难或伤害的预测。因此，换个角度视察，人工智能正在从多个方面支持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进，而要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如此看来，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向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挑战，也在倒逼我们提早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并更好地掌握发展主动权。

　　（作者系资深宏观经济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