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的法治启示牛

目前还欠接近80多万的广告宣传费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即将来临，这一历史重大事件对于现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道路究竟有何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的探问，足以反思现实、启示未来。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始自救亡图存、师法西方宪政而求自强的需要。依此精神脉络，此后一百年间，以改造社会为使命的革命此起彼伏，立宪文本更迭不断。在一个不乏革命传统的国家，辛亥革命所担当的共和使命，开始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法治进程。革命、共和、立宪等政治诉求，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社会。

辛亥革命被誉为亚洲近代最早的民主革命，主流的历史话语一直将其描述为实现民主、共和与立宪，追求独立与富强。然而应当看到，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后，宪政、法治并没有唾手可得，甚至整个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启蒙都没能真正完成。

其根本症结是政治诉求与文化意识的脱节。民主文化的一片空白，导致以共和、立宪为指归的辛亥革命，既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国，也没有完成真实的宪政法治架构。同样，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匮乏民主的文化意识和治理传统，尽管法治的目标被屡屡提出，却时常沦为被过度消费的概念，难以真正消化。比如，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将法治建设简化为 保一方平安 ，甚至将其等同于某种招商手段或政绩形象，如此 工程化 的 法治建设 ，很难结出真正理想的自由或秩序之果。

现实法治的一大忧患，正是制度与精神层面貌合神离，进而导致法治自主运行的动力乏力 社会管理主要靠运动式执法驱动，公共权力因被围观和关注才勉强接受监督，实践中的法治常常缺乏令人信服的基本规范能力。以环保法治为例，从最近的康菲公司渤海溢油事故仅仅受罚20万元，到大连PX项目未批先建、云南铬渣污染事件等等，没有牙齿的环保法治几乎难以彰示其环保理念。这与背离或缺失了普遍的法治精神有关。

法治的 体 与 用 相互错位，是现实法治的另一症结。毋庸讳言，当代的宪政法治建设，从立法、行政到司法，主要围绕着政治权威的需要以及经济、社会方面的功用而展开。但是，法治的设计与运行，归根结底应当是开放而自洽的。制度应当与内在精神文化相得益彰，法治应当存在和活跃于民情民意之中。宪政法治的 用 不能取代其 体 ，法治如果不能反映特定的法治文化，并在其具体功用外寻找到恰当的价值内核，比如人权保护、民生保障等等，那么必然与真正的法治精神渐行渐远。

在此语境下，反思法治的传统与现实、法律精神与法律制度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法治的现实寓于法治的传统之中，在一个 法制 发达而 法治 缺失的政治传统下，向法治的转型，必须依赖于或者伴随着法治文化传统的转型。法治建设是制度的建构，但它主要依靠法治精神与信念的发掘、培育，继而重新塑造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相比制度的建构，法治精神与文化形成于长期的孕育，并由此决定了法律制度生命力的存在基础。

辛亥革命已过去一个世纪，然而专制的思想荼毒并没有驱除散尽，即使在极普通的社会生活领域，依然存在公权滥用等魅影，通往民主、法治之路并非一番坦途。因此，政治和法律制度转型的同时，还需要政治与法律文化的转型，需要尊重、培育作为法治核心价值的自由与民权。这既是辛亥百年所带来的深刻启示，也是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